日本主流媒体如何沦为军方侵华工具？(2)

　　前坂俊之认为，“满蒙是我国的生命线”这句话导致了日本的灭亡。这句话事实上也导致了日本主流媒体的灭亡。关东军和军部用这句话绑架了整个日本，而日本主流媒体在这个问题上从抗拒到退缩到主动追随军部，尤其是在九一八事变后国联李顿国际调查团和日本退出国联事件上，配合军部，转移矛盾，在煽动起了日本民众的极端爱国主义和排他性的民族主义狂潮的同时，也遮蔽了国际社会对于日本军国主义扩张侵略的批判，关上了日本社会了解世界政治和民意的窗口，陷日本国民于无知的信息孤岛中，转移了日本民众的注意力，最后只能在被遮蔽真相的环境中，一步步跑向毁灭。

　　1932年5月15日，日本首相犬养毅被年轻的海陆军官刺杀。日本媒体对于事件进行了报道，但许多受到了限制。前坂俊之指出，《东京日日新闻》、《读卖新闻》等主流报纸“都将严厉的批评更多地指向了政治的腐败而不是恐怖活动本身，这种娇惯不负责任的青年军官的态度助长了以下克上的风气，推进了独断政治的发展，也促使了恐怖活动的多发”，“言论最需要勇气的时候，言论却沉默或随波逐流了。”

　　五一五事件是日本政治的分水岭，自此，不仅完全扼杀了政党政治，“枪杀之的恐怖活动也开启了暴力统制言论的‘恐怖时代’，扼杀了言论自由。”

　　五一五事件以后，日本军部和右翼势力大增，“对支持言论自由的国民以有形无形的压力使言论自由的根基发生了动摇”。究其原因，前坂俊之认为，这是主流报纸自己种下的恶果——自九一八事变以来，主流报纸煽动排他性的民族主义，“全面支持并协助了军部的对外强硬论，推进了国家非常时期的各种运动，形成了国民支持军部的局面，而军部在国民的支持下，势力迅速扩大，又对报社进行恐吓，形成了报社不敢发声批评的局面。”

　　在后来发生的因泷川教授事件引发的京都大学与文部省的对抗中，媒体虽然做了比较多的报道，但一些报道态度暧昧，追随支持文部省，京都大学的沦陷，敲响了校园自由主义和学问自由的丧钟。而到帝国宪法权威美浓部博士与法西斯主义对抗的事件时，“舆论主导权已经完全控制在了右翼和军部手中”，曾经活跃的自由主义报纸，没有一个出来维护美浓部的学说，采取了完全回避的态度。知识界的自由主义声音的被消匿的恶果，很快就显现了出来。

　　在此后发生的事件中，无论是二二六事件的导火索永田铁山被刺事件、还是警察和军人的冲突，日本主流媒体的勇气已经彻底消失殆尽。最后二二六事件又给与了报纸最后致命一击。报纸彻底被统制了。

　　可以说，战前日本国内发生的每一桩政治事件，日本主流媒体的表现，不是退让顺从，就是沉默，当然还有主动鼓吹，这些表现，几乎都是在自己，也在日本帝国的棺材上钉上了一颗又一颗得钉子。

　　后退一旦开始，步伐将不能停止。这一过程，不仅是日本媒体丧失独立性的过程，也是日本宪政和议会政治沦陷的过程——这些主流报纸在国内事务中，对军部、军队破坏宪政和议会制度的压迫行动步步退让，甚至表达了同情理解，在国际事务中，对军部军队的侵略扩张行为张目鼓吹，灭失了事件的真相，误导并加害于社会民众，形成了整个社会再也无法回头的狂热自大无知氛围，而这样的氛围，反过来又裹胁着媒体的言论和事实报道，最终不仅反噬报纸自身，同时也沉没了帝国和国民。

　　这一点，战争一告结束，日本新闻界如每日新闻、朝日新闻都发生了重要编辑干部辞任并发表认罪声明，承担了没有将事实告诉民众、讴歌和煽动战争、使国家卷入了战争的责任，向国民谢罪。

　　其实，还在1936年，时事新报社论部长近藤操曾经严厉批判自己的同行“缺少行使言论机关使命的自觉和勇气”：“我可以断言，昭和时代前半段的报纸因为没有努力抑制军部，所以负有把国家带入王国战争的连带责任。”

　　书中总结教训时，认为有几个原因：

　　军部和政府的言论统制，当然是造成日本报纸真相和言论灭失的一个重要原因。除了当局的禁止报道、禁止发行命令等新闻管制对报纸的摧残之外，还有军部和政府支持的右翼势力和各种暴力团伙针对报纸的恐怖袭击——曾经的日本第一大报时事新闻在揭露财政界黑幕时社长武藤山治被刺身亡，东京朝日新闻编辑总务铃木文史朗被砍重伤，等，同样也摧残着报纸。

　　但是，前坂俊之毫不留情地指出，日本主流报纸沦陷真正的“阿克琉斯之踵”，实际上是报社对自己利益的屈从，导致被军部利用，报纸失去独立性真实性。

　　日本的报纸，在明治维新后日本富国强兵向外扩张的过程中，得益于所谓爱国主义民族主义，报纸得到了很大发展，对外战争成为报纸扩大发行量的最好机会。这一点，到“九一八”事变之后，更是如此，无论是是朝日新闻还是读卖新闻，都动用一切资本，向战场派遣了大量特派员——日本随军记者就是在这一过程中形成的。反对战争不仅会引来政府和军部的不满，也会惹怒国内“爱国主义”的民众，而发表反战言论的人会被骂为“非国民”、“卖国贼”——“我国的一部分人有把发表与自己意见相左的言论的人称为卖国贼的不好习惯，陆军省和海军省做出的声明中也有这样的内容，这是很严重的问题。”战后曾任日本首相的《东洋经济新报》负责人石桥湛山这样批判当时的军部政策。

　　在与军部最初的抗争中，面对军队及在乡军人协会发起了拒买报纸运动，右翼暴力集团则威胁投放广告的广告主时，朝日新闻和每日新闻等日本主流大报为了报社的利益，纷纷向言论统制屈服，“我也想这样做，但考虑到过万的职员及其家属将会流落街头，我就无法做到。”每日新闻编辑负责人高田元太郎和朝日新闻编辑局长兼主笔绪方竹虎的观点很有代表性。

　　这时，“比起国家和国民的命运，自己报社的命运更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