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书局前总编辑傅璇琮逝世(2)

　　其次是抓重点项目。当时定下的一些重点项目，如“二十四史”、《资治通鉴》这些基本史籍的点校，《册府元龟》《太平御览》这些大型类书的影印，都给后来的古籍整理起到了示范性作用。1960年，齐先生与古籍小组成员经过反复酝酿讨论，又制定了一份《三年至八年（1960—1967）整理出版古籍的重点规划》（草案），这份草案列入古籍选题五百多种，根据读者的不同，分为“干部和学生读物”、“科学研究工作者和教学工作者的参考书”两大类。前者又细分为“古籍读本”、“古籍普及读物”、“古籍今译本和改写本”，后者则分为“历代名著”、“专题史料汇编”、“工具书”。他还提出影印一部分珍本、难于排印的少数有价值的古籍和有较高史料价值的近代报刊。

　　最后则是培养人才。中华书局与北京大学中文系沟通，设立了古典文献专业，专门培养古籍整理的专业人才。熊国桢、沈锡麟都从这里毕业，一位成了中华书局的副总编辑，一位成了副总经理。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杨牧之、高校古籍整理委员会主任安平秋，也都是那个时候从北大古典文献专业毕业的。

　　齐先生当时是如何与古籍整理的学者沟通的？行事风格如何？

　　傅璇琮：我是1958年夏天从商务印书馆调到中华书局的，那时候的中华书局可以说是直接在齐先生的领导下开展工作。当时中华书局的总经理兼总编辑金灿然先生常常就总体规划和具体选题给齐先生写信请示，齐先生要么回信答复，要么在中华书局送上的报告中批示。齐先生这个人，学问渊博，既尊重历史，实事求是，又懂得变通，工作方法灵活。这里可以讲几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六十年代初中华书局打算出清人笔记《永宪录》，发现有一段涉及台湾问题，和《明通鉴》等书的提法是不同的。我们当时很犹豫，不知道是该照原书印呢，还是改动几个字，于是向齐先生请示。为此，他特地写了一封信来谈台湾沿革的问题。不长的一封信，征引了俞正燮《癸巳类稿》、黄宗羲《行朝录》、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以及《明史》《明文在》这些书。最后他在报告上批示：“仍照原文付印，不必改字，无碍于事。”

　　第二件事是，1958年7月，中华书局想重印《王静庵遗书》，向外界征求意见。有说原样重印的，有说抽印《观堂集林》《观堂别集》两种，删去诗词、寿序、墓志的，还有说删去《静庵文集》《苕华词》《人间词话》和有关戏曲的八种书的，理由是“观点很不正确”。齐先生写了一封信，具体谈了他的意见，他说：目前应择要印行，分辑出版，将来再陆续出全，旧社会有《王忠悫公遗书》，新中国反倒没有这位大学者的全集，说不过去，文集中涉及政治的部分、诗词部分，谈不上有什么毒素，“此种资料书，不是青年读物，以存真为好”。他还很幽默地写了两句：“以上意见也许类似保守，但从长远看来可能正确。”现在回看，齐先生的远见卓识是很值得佩服的。

　　第三件事很有意思，1963年的夏天，张舜徽先生来北京看病，他住在饭店，但是一天要五块钱，实在太贵，于是他写信给齐先生，说：“房金每日五元，以一教书之人，如何能负担此数”，“甚盼执事转告有关部门代找一招待所暂住，以解决食宿问题”。随信附上了一份他已完成的著作目录。齐先生当时并不认识张先生，但接到信后，马上给他安排了教育部招待所住宿，还给金灿然先生写了张条子说：“看著述目录，是有学力的人，请你们联系一下，具体了解。”中华书局随即就派编辑去找张先生了。我也去见过他，后来他的《清人文集别录》就是这样在中华书局出版的。从这一点，可以看出齐先生是多么的有人情味，工作方法也是很灵活的。

　　除了您谈到的这些重点项目之外，还有哪些比较有影响的古籍？

　　傅璇琮：在我的印象中，五六十年代是比较注重普及读物的。人民文学出版社从五十年代开始，陆续推出“中国古典文学读本丛书”，影响很大，钱锺书先生的《宋诗选注》、余冠英先生的《诗经选》，都在这套书中，很受欢迎。这是当时的一个大项目。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也就是现在的上海古籍出版社，出了《中华活页文选》，是很有名的古典文学普及读物。中华书局也出了一套《中国历史小丛书》，这是吴晗牵头搞的，后来被批成大毒草，成了吴晗的罪状之一，但当时的反响很好。

　　此外，我担任编辑的一个项目也可以介绍一下。1959年、1960年，中华书局开始出《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一开始做的是唐朝的白居易和宋朝的陆游，后来在我的建议之下，陆续出了很多汇编。我自己做了《黄庭坚与江西诗派研究资料汇编》，受到不少关注。这也是很好的古典文学项目，一直到现在还在出书。

　　您当时所接触的专家里面，有没有名气不大但实际做出了很大贡献的？

　　傅璇琮：有两位学者值得介绍。一位是王仲闻先生。他是王国维的次子，1959年进到中华书局工作，是中华聘请他来的。解放前，他在北京一个邮局工作，他所担任的职务据说非参加国民党不可，于是他入了国民党。这样一来，五十年代前期他就给戴上了一顶国民党反动派的帽子。1957年以后，他又多了一顶右派帽子。金灿然先生非常注意专业人才，知道他学力深厚，让他过来上班。南京唐圭璋先生辑录整理了《全宋词》，中华书局想出，委托王仲闻先生审读，他提了不少审稿意见，水平很高。浙江夏承焘先生的《唐宋词人年谱》要在中华出，王先生同样提了不少很高明的意见。文学编辑室主任徐调孚先生请王先生重新点校一下《全唐诗》，出版意见由我来写，最后署名“王全”，浙江话“璇”、“全”音近，这是徐先生代拟的。现在南京大学重新做《全唐诗》，很肯定中华出的这套书，其中王先生的贡献是不小的。他的《读词识小》曾经请钱锺书先生审稿，钱先生说这是本奇书，非常好。“文革”的时候，中华书局没批斗他，但是王先生住的地方的红卫兵斗他斗得很厉害，还抄了他的家，这本《读词识小》就遗失了，非常可惜。后来，王先生就自杀了。

　　另一位是陈乃乾先生。陈先生出身藏书世家，他在上海的时候，曾经和朋友合作，收了不少古籍珍本善本，传说他后来调到北京，专门包了一节火车车厢给他运书。1958年，中华书局启动“二十四史”的整理，其中《三国志》的点校工作就是他负责的，他时间抓得很紧，很快完成，1959年12月书就出版了。但他在中华书局的主要工作，还是主持古籍影印的大项目：《永乐大典》《册府元龟》《文苑英华》《太平御览》《四库全书提要》，都是他编印的。我当时不过二十几岁，是个年轻编辑，但陈先生很信任我，约我给影印本《史通》、他编的《清人考订笔记》写出版说明。陈先生这样关心年轻人，提携后进，让我很感动。

　　您刚进中华书局，是在文学编辑室工作的。当时您所经历的古籍出版工作是什么样的？